韩显宗，字茂亲。为人刚直，敢当面向皇帝直言谏诤。也十分有才学。和尚法抚，在三齐一带被称为聪明过人，曾与显宗比试。抄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字，每人各读一遍，随即背诵，法抚记错了一两个，显宗却没有一处错误。法抚叹服，说“：贫僧有生以来，只佩服你这个年轻人啊！”太和初年，显宗被举荐为秀才，朝廷对策，取为甲等，任命为著作佐郎，后又兼任中书侍郎。朝廷决定迁都洛阳，显宗给孝文帝上书说：

　　“一、听说皇上今夏如不巡视三齐，也要出游中山，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啊。当今徭役应当早日停止，洛阳应早日建成。节省费用开支，徭役就可以减少；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合并，洛阳就可以早日建成。希望您的车驾及早回到京城，这样可以省去各州郡供应的费用，南部州县可以免除各项徭役的纷扰，北都可以停止骨肉分离的叹息。洛阳可以马上迁入，群臣百姓会高兴得像回到家里一样。

　　“二、自古以来，圣哲开明的皇帝都把勤俭节约当成美德，昏庸淫乱的君主必会因奢侈腐化留下祸患。我朝先代帝王都节减皇宫的开支而致力于经略国家大事，所以能够使基业开拓广大，国运兴隆平安。今天洛阳的城址，是魏明帝营造的，却被前代所讥讽。望陛下对旧城城址尽力缩小。过去北都的富豪人家，比着看谁的府宅豪华，现在借着迁都的机会，应该申明禁令，让穷人和富人的住宅都有一定标准，不能超过国家的规定。街道要宽广笔直，沟渠要往来交通，寺庙和官衙要有区别，官民不要杂处，要永远成为百代不磨的典范。

　　“三、听说您的车驾到洛阳，只带领着数千名骑兵，我认为您很不应该这样做啊。富贵人家的孩子，还不坐在危险的房子下面，更何况您是拥有万乘大国、富有四海的帝王呢！扫清道路再行走，还恐怕会有车辆倾覆的闪失，更何况跋涉万水千山而不多加考虑呢。

　　“四、陛下您耳中经常听的是佛法的声音，眼中经常看到的是经典巨著，口中说的是国家的各种法律，心里考虑的是天下纷繁的事务，日过中午才吃上饭，夜半三更才能就寝。再加上对双亲十分孝敬思念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倾注的感情越来越多。又用力于文章大业，每日挥成数篇。虽然您智力过人，不感到这些事情烦难，然而，不爱惜精神，存养性情，就不能有无疆的寿命。庄周说过‘：身体有限度，而智慧却无穷尽，用有限度的身体，去役使无穷无尽的智慧，体力会消耗完的。’这使愚臣我常常忧虑不安啊。”

　　孝文帝对他的意见颇愿采纳。

　　韩显宗又上表说：

　　“前代选拔人才，必先正定名分。所以，有贤良方正的说法。现在各州郡察举的人才，徒有才干优秀，孝敬父母的名声，而没有优秀和孝敬的事实。朝廷只看他们的出身姓氏，不再考虑其他条件。如果这样，可令州郡另外察举出身望族的人作为做官的人才，何必让他们假冒优秀与孝敬的资格呢？所谓门阀望族，只是他们祖上的功绩，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呢？对国家有用的，是贤良卓越的人才。假如他有才干，虽然出身像屠户、渔夫、奴仆、俘虏那样卑贱，圣上您也要不耻于以他们为臣；假如他没有才干，虽然是大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后代，也会自己沦为皂役奴仆啊。有些论者可能会说：‘现在世上没有有才干的人，不如在望门大族选拔人才。’这也是错误的。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、邵虎，便撤掉宰相的职务而不再设置呢？只有通过考核，认为他有寸长铢重般的能力，就可先叙职任用，这样贤才就不会遗失。”

　　又说“：皇帝之所以能够高居尊位而驾驭天下，在于威望；百姓所以改恶向善，是受法律的约束。所以建国立家，一定以刑法去治理。救活人的生命，靠的也是刑法。有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；惩罚那些犯了罪的，虽然用的是木板和鞭子一类较轻的刑具，而人们也不敢再犯。有了法律制度而不执行，人们心存侥幸，那么，虽然用夷灭三族的重刑，也不能肃清犯罪行为。自太和年以来，没有过多地对盗贼处以斩首弃市的重刑，而天下却太平无事。由此看来，止息犯罪在于严格执行法律，不在于加重刑罚。现在州郡的官员，只图博取一时的虚名，滥肆实行刑罚；朝廷的官员，也都认为严酷苛峻为执法无私，认为仁恕宽厚为放纵容忍罪犯，互相仿效督促，便成了风气。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，视百姓有如赤子；朝廷各个部担当处理各种事务的重任，对百姓却有如仇敌。所以尧和舜这样圣明的皇帝只有一个两个，而像夏桀、殷纣这样的暴君却数以千百。天地畅和之气不出现的原因，大概就在于此。应该告诫百官群僚，要施恩惠于黎民百姓。”

　　韩显宗又上奏章说“：过去周平王因被犬戎族进攻，将都城向东迁至河洛一带，镐京仍然称宗周，是为了保存根本。光武帝刘秀虽号称中兴，对洛阳实在是草草创建，西京仍设置京兆尹，也不废除旧时的建制。现在陛下您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基业，迁往中原，根据古制恢复汉族礼仪，这实在是盛大的举动。根据《春秋》一书的意思，有皇族宗庙的城市叫都，没有的称邑，这是不容改动的典章。况且在北部的代都，有皇族的宗庙和先王的坟墓，王业的基础，天子的依托，但如果说那里是神乡福地，也差得太远了。现在，代都只同于一般的州郡，我为此感到很不安。我认为代京建立辅地，设置京兆尹一职，都应该和过去一样。尊崇根本，重视旧制，以光耀史册。”

　　他还说：“我见洛阳的规定，居住按照官位的高低划分，不按照姓氏宗族。然而，官位是不稳定的，有的早晨荣耀而晚上就已败落，那么，士大夫就会与庶民住在一处，偷盗的赃物就会在富饶之区查获，事情的颠倒，或许就像这样。古代圣贤的帝王，一定要让职业不同的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，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，志向专一。职业稳定就不会三心二意，志向专一就不会任意胡来。所以，让他们耳濡目染，不用监督就能成功；父兄的教育，不用严厉施行，就能产生作用。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，拨乱反正，日不暇给，然而，还让官民分开居住，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。作坊、屠户、酒店都有固定的场所，各行各业的商人也都住在一起，不设立律令，可以自由买卖。居住不能混杂，假如在一处弹筝吹笙，轻歌曼舞，一处有严厉的教师在授课，背诵《诗经》，讲解《礼记》，让学童们自己选择，那么，到歌舞场上的会数以万计，而到学馆的却没有一人。这就是手艺人不能杂居，读书人不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住在一起的最好证明。所以，孔子说居必择仁，孟母利用三迁作为训诫，圣贤者明哲的教诲，如此重要。假如让工匠之家学习士大夫的风度礼仪，恐怕一百年也学不成；让士大夫家的孩子仿效匠人的音容仪态，一天就可以学会。让读书人在一起，那么，礼教就容易兴盛；与工匠们住在一起，风气习俗就难以改变。朝廷每次选拔门第高的人，则察看他的婚姻情况和祖上的官阶，据此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，考虑得是多么周密啊。至于有技艺的人进入仕途，能够与富室贵族房宅相连，又多么简略啊。现在根据古制建立标准，划分好住宅的区域。凡是迁居的都是公家的土地，分别工匠和士大夫的住处，在于朝廷一句话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，而影响了迁都这件盛大壮美的事情？”

　　孝文帝认为这些意见很好。

　　孝文帝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箈说：“著书立说的重任，由撰写国书的人担任。你们的才华，我很了解。中书省的情况，你们都听说了。如果与古人相比较，像班固、司马迁那样的人才，自然很少。如果与当代的人相比较，你们应该首先推举崔光。”孝文帝又对显宗说“：比较你的才能，可居于中等。”对程灵箈说：“你与显宗，也有差别，可居于下等中的上乘。”显宗说：“我才识短浅，但与崔光相比，实在要强得多。我认为陛下您过于尊崇过去而轻视现在。过去扬雄撰写《太玄经》，当时还不免被人讥刺为只能作盖酱罐的毫无价值的废品。二百年以后，其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的著作。现在我所撰写的，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事业，然而万代之后，却可以从中了解先帝们的辉煌业绩和陛下您昭彰后世的道德，这既不次于《唐典》，也不逊色于《虞书》。”孝文帝说：“假如我无愧于虞舜，你同尧的臣相比，会如何呢？”显宗说：“您可以和尧、舜相提并论，公卿大臣难道不都是高阳氏的八个杰出人才吗？”孝文帝说“：你的著作，仅仅是奉行职务，并不是优秀的史书啊。”显宗回答说“：我生逢您所治理的开明盛世，直笔写来，毫不惧怕，又不接受别人的金钱，睡得安稳，吃得有味，这又比司马迁、班固优越呀。”孝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。显宗后来又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修订朝廷礼仪。

　　孝文帝曾下诏对朝臣们说“：近代以来，出身的高贵与卑贱，常有固定的划分，我认为这样既可以，又不可以，应该认真考虑。”李冲说“：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位，是为了那些出身富贵的膏粱子弟安排个位置呢，还是为了参赞政治，有益于当时呢？”孝文帝回答说“：都是为了百姓。”李冲接着说；“如果是为了百姓，陛下您现在为什么专门看重门第的高低，而不下达选拔人才的诏书？”孝文帝说“：如果有异乎常人的才能，不怕别人不知道。然而，那些生于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假如还没有被录用，只要道德清纯笃厚，我可以任用他。”李冲问：“像傅岩、吕望这样的人才，难道可以用门第出身决定他能否被举荐？”孝文帝说“：像这样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太少了，许多朝代才会有一两个。”李冲对诸位公卿大臣说“：正想向各位求救。”秘书令李彪说：“军队中人才少，不足以作为证明。如果我有什么想法，能不向圣上畅所欲言？陛下如果仅仅以地域门望裁量人才，不了解鲁国的季孙、叔孙、孟孙虽任三卿，哪里赶得上孔子所要求的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项人才的标准呢？”孝文帝问：“这如何解释？”显宗答道：“陛下迁都洛阳，各项礼仪制度都得到革新，国家能否兴旺，在此一举。从国事考虑，不要问他是否是中秘监、令的儿子，就一定任为秘书郎。历来任中秘监、令的，儿子们也一定能胜任吗？”孝文帝问“：你为什么不主张让当世的权门贵族任监和令的职务呢？”显宗回答：“陛下认为物不可类聚，不应该老是让贵族的后代继承前代的职务，卑贱的就永远只能承袭卑贱的职务。”孝文帝说：“如果有远见卓识，才能杰出的，我也不拘泥于这个成例。”韩显宗后来任本州的中正官。

　　太和二十一年(497)，孝文帝亲自南征，任命显宗为右军府长史、统军。军队到达赭阳，南齐守将成公期派他的部将胡松、高法援等率领齐军和蛮军进攻魏军大营，显宗率军迎战，将齐将高法援斩首。显宗率军到了新野，孝文帝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张贴布告？”显宗回答说：“我过去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二三个贼兵，几匹驴马，就写露布表功。我在京城的东观，私下里常常嘲笑他。最近我仰伏您的神威，得以摧垮敌兵。由于兵少力单，擒斩敌兵的数量不多，如果因此甩动长长的衣袖舞之蹈之，张扬功劳，仿效王肃过去的做法，罪过更重。所以，我收起毛笔，卷起白绢，不发露布，只将战况呈报给您就行了。”孝文帝说“：像你建立的功勋，可以封为王侯。等到赭阳平定后，再一并封赏。”新野平定，任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咨议参军。显宗在给孝文帝的奏章中，颇有矜持骄傲的口气，自己诉说过去的功劳。孝文帝下诏说“：显宗进退失度，行为不检，有损朝廷清纯的风气，交付尚书按律处分。”兼任尚书职务的张彝奏报免除显宗的官职。孝文帝下诏命他以布衣的身份任咨议，以观后效。

　　显宗失意丧志，遇到往洛阳写信的机会，便写了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，以抒发郁结在胸中的愤懑。太和二十三年(499)去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