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灌，字子将，庐陵人。元末，世道不宁，灌在他房屋周围兴办林场，人们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。十年后，盗贼蜂起，灌率勇武之士屯驻于林中，盗不敢侵犯，他们这一乡得以安全无事。太祖攻占武昌，灌到营前拜见太祖，谈话间，太祖看出此人不凡，提拔为湖广行省员外郎，后升为大都督府经历，随大将军徐达北征。不久，奉命筑泰州城，完工后升为宁国知府。

当时，明朝初建，由于长期战乱，《诗》、《书》长久废置不读，灌在宁国建立学校，聘请老师，选优秀子弟入学读书。他访问民间疾苦，禁止豪强兼并农民土地，创立“户帖”，以便查核居民。太祖将“户帖”形成制度，在全国施行。灌还组织百姓采石筑堤，做闸门，以便水流排灌，保护沿江农田，百姓因此得以正常耕种。有数十人因盗麦船罪而判死刑。灌进行复查，断定“麦船是漂流来的，百姓争着拿走了船上的麦，并没有预谋抢劫”。于是只法办了为首一人，其余免死。灌的裁决严厉而公正，处治宽厚。

洪武四年(1371)，陈灌被召入京，在京病逝。

方克勤，字去矜，宁海人。元末，台州人民举起反元义旗，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命令募水兵抵御。克勤献策而金刚奴不采纳，便逃入山中。洪武二年(1369)，克勤被任命为县训导，因母老辞职归家。四年召至京师，吏部主试中第二名，特授为济宁知府。

这时，朝廷诏令百姓垦荒，三年后征税。地方官吏却提前征税，百姓认为政府言而无信，便相继逃亡，田又荒芜。为了纠正弊端，克勤重申，三年后征税，并把田分为九等，按等级征收田赋，官吏无法从中作弊，于是荒田开垦日多。同时，克勤设立社学数百区，修整孔庙，兴办教育。盛夏农忙时节，济宁守将率民夫筑城，克勤指出：“百姓正忙于耕耘，为何还要增加繁重的劳役？”请求中书予以免除。这时，大旱逢雨，济宁百姓歌颂他：“谁免去了这次徭役？是方知府。谁使庄稼不遭枯死？是方知府。方知府是我们父母，千万不要离去。”克勤在济宁为官三年，户口增加数倍，家给人足。

克勤为政以德行教化为本，不追求个人名声，曾说：“追求个人名声，必会追求威势，这样必会祸害百姓，我不忍这样做。”他生活简朴，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不换，每天只吃一次荤。太祖对官吏严法重刑，士大夫多被贬谪，凡过济宁者，都受到克勤的周济。永嘉侯朱亮祖率水军赴北平，运河水浅，征民夫五千来疏浚河道，克勤无力制止，祈祷于天，忽降大雨，运河水深数尺，船得以通行，百姓视克勤为神。洪武八年(1375)入京述职，太祖嘉奖其政绩，赐宴，仍回济宁。不久为部属程贡诬告而贬到江浦服役，后去世。其子为方孝闻、方孝儒。孝儒另有传。

吴履，字德基，兰奚谷人。年少时拜闻人梦吉为师，精通《春秋》及诸史书。李文忠镇守浙东，聘他为郡学正。以后被荐举授南康县丞。南康民俗强悍，吴履到任数月，惩处一些奸猾之徒，其余不法之人大惊，不敢妄为。履又改行宽大政策，与民休息。知县周以中巡视田野，被一乡民责骂，便将全乡百姓都逮捕问罪。履了解情形后，立即释放全部被捕乡民，然后告知周以中。以中大怒，履解释道：“侵犯你的只有一人，其邻里何罪？今天你把一乡人都逮捕问罪，若激起民变，将如何是好？”以中这才息怒。该县沉溺淫祠，每次祭祀就有蛇出来，乡民认为是神出现，履把巫师逮捕惩处，将神像沉于江中，从此淫祠的陋习再没有了。他在南康六年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朝廷升吴履为安化知县。大姓易氏据险要之地以自保。江阴侯吴良准备出兵袭击，召履商议。吴履认为：“易氏只是避难而已，并非谋反。招他来，他若不来，再攻杀也不晚。”吴良采纳这个意见，招易氏，易氏果然来了。吴良要把从前当过兵的农民登记入册，农民惶恐不安，吴履建议：“世道太平，百姓安于农业。请只登记那些愿当兵的农民，不愿再当兵的不可强迫。”

朝廷又升吴履为潍州知州。山东常以牛羊代纳秋税，履同潍州农民商议：“用牛羊交税，不死便瘦，不如交纳粮食方便。”后来，上司令百姓送牛羊去陕西，其他县农民多因此破产，而潍州牛羊肥壮能如数送到。因改潍州为县，召履回省，临行时潍县百姓含泪送别。履请求辞官归家。

史诚祖，解州人。洪武末年到朝廷陈奏盐法之利弊，太祖采纳他的意见，并授他为汶上知县，他为官清廉，政简刑宽。永乐七年(1409)，成祖北巡，遣御史考核各郡县官吏的才能德行如何，御史奏举史诚祖第一，成祖赐书慰劳，玺书中说“：我统治天下，日夜求贤，共同治理国家。因此常常询问民间，都说苦于官吏苛征急敛，能符合我的初衷的官吏太少。你忠厚老成！忠于职守，为官廉洁，为政公允，征派赋徭均平，政治清明，诉讼不多，受百姓爱戴，境内安定，不逊于古代良吏。因此，特升你为济宁知州，同时仍兼管汶上县政务。希望你更加专心职守，有始有终，保持良好声誉。”并赐酒一尊、织金纱衣一套、钞千贯。诚祖受到皇帝嘉奖后，更加勤于政事，致使汶上县农田开垦日广，户口日益增多，扩增十四里(按：里为当时农村基层组织)。成祖路过汶上，准备将其民户数百家迁往胶州，由于诚祖的奏请而得免。朝廷多次要调他到别处任职，均为当地百姓奏请挽留。他在汶上任职二十九年，逝于任上。当地士民哀悼不已，留葬于城南，百姓每年祭祀。

谢子襄，名衮，子襄为其字，新淦人。建文年间，被荐举为青田知县。永乐七年(1409)，他与钱塘知县黄信中、开化知县夏升，均任职九年，经考核合格皆当升迁，然而因各县县民请求留任，得到皇帝嘉奖，升子襄为处州知府，信中为杭州知府，夏升为衢州知府，以便他们就近治理原县。

子襄治理处州，成绩卓著。郡内有虎患，每年不是旱灾便是蝗灾，子襄祈祷于神，大雨二日，蝗虫死尽，虎也逃走了。有人盗窃官钞，子襄传令城隍庙神缉拿罪犯，盗贼刚窥探藏钞密室，忽被大风卷走落入市中，因而伏罪。有百姓在集市卖牛，牛将被杀，逃到子襄面前，俯首好像哭泣诉苦一般，子襄将它赎回还归原主。叛卒吴米占据山谷造反，朝廷发兵征讨，全州百姓不安，子襄极力劝阻大军住于城内不要到城外去，他自己设计追捕，擒其主犯，其余解散。

子襄为人廉洁谨慎，做了三十年的官，从不携带家眷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逝世。

贝秉彝，名恒，上虞人。永乐二年(1404)考中进士，授邵阳知县，因父母去世而辞官，后补为东阿知县。秉彝善于明断案情，能以礼仪引导民众。灾荒之年，他上奏《平籴备荒议》，为成祖所采纳，并颁布于各郡县，均按照东阿县的方式进行救灾。东阿县西南有一大泽，积水淹没田地。秉彝察看了地势，开凿沟渠，将积水引入大清河，泽水干涸，获得肥沃田地数万顷，大收其利。秉彝尤其善于综合规划，凡是废铁、破旧皮革、腐朽绳索、废纸等物，都收集起来，令工匠熬胶、铸铁、捣浆造纸、搓绳贮于库中备用。成祖巡视北方，令地方官府建造大殿，秉彝将平时所贮之物做建殿之用，使工程迅速完成。成祖意欲征召秉彝入朝任职，东阿耆老百余人到朝廷，请求留任秉彝为本县县令，成祖应允。九年任期，考核合格，召入京师进升官阶一级，但仍回东阿。曾犯错误而罚至京师服役，东阿人民竞相代替他去服役，三罚三代，官复原职。

秉彝为官能够明察实情，待民宽厚。平时好饮酒，做官后戒酒不饮。宣德六年(1426)逝于任上。

万观，字经训，南昌人。永乐十九年(1421)考中进士。当时，他只有二十岁。成祖认为他年少，令他再去学习。不久，召入朝廷为御史，后改任严州知府。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船数百艘，时常抢劫过往旅客。观将渔船十只编为一甲，令其分区巡查警戒，不到一月，盗贼不敢出没了。他奖励办学，劝民务农，奏请减少织造定额，以银代纳丝税，百姓大感便利。九年任期期满，经考核，其政绩居全国第一。因父亲丧而离职，服丧期将满，严州百姓上章奏请万观仍回严州为知府，金、衢州民也分别上章，要求观去任职。朝廷对他更加器重，调任平阳知府，其政绩更加卓著。有灵芝生长于“尧祠”栋梁上，士民都说是万观德行感化的结果，万观说：“我只知谨于职守，灵芝与我无关。”任期满，政绩考核合格，升为山东布政使，逝于任上。

叶宗人，字宗行，松江府华亭人。永乐年间，尚书夏原吉在东南地区治水，宗人上书请疏浚范家港，引浦水入海，禁止沿海居民筑坝阻遏其流。成祖命他到原吉那里效力。竣工后，由于夏原吉的荐举而授钱塘知县。钱塘县为浙江省会所在地，徭役重，豪强之家往往买通猾吏，将徭役转嫁于贫民。宗人将应服役之人编在册子上，依次分派，使徭役负担平均。他查明了两起无头谋杀案情，将罪犯依法惩处，深受该县人民敬服。

按察使周新，是位廉洁官吏，十分器重宗人。有天乘宗人外出，他潜入其居室，见橱中只有银鱼干一包，新不禁叹息宗人为官之清廉。第二天召宗人共餐，酒醉，用仪仗队送宗人回府。当时称宗人为“钱塘一叶清”。永乐十五年(1417)督率工匠营建北京城，逝于途中，周新闻耗，哭了几天。

王源，字启泽，龙岩人。永乐二年进士，授庶吉士，后改任深泽知县。王源在任深泽知县期间，修学舍，筑长堤，劝民及时嫁娶，革除争要财礼之俗。多次上书评论时事，被召入朝，又论时政之得失，因违背皇上旨意而贬官，逢国家大赦而复官。复官后奏请豁免百姓所欠赋税。在饥荒年月，因私自发放官粮，赈救饥民，而被捕入狱，后纳钱赎罪才得以释放。朝廷召为春坊司直郎，为诸王讲读经史，后调任卫府纪善，再调任松江同知。奏请豁免该府所欠田粮数十万石。因母亲年迈，请求归家奉养，母亲去世后在家守丧，期满后，朝廷任命为刑部郎中。

英宗即位，择选廷臣十一人为知府，源被选为潮州知府。潮州城东的广济桥，年久失修，源募万金重建，并将余金用来建亭，亭内供奉先圣、四配、十哲像，刻《蓝田吕氏乡约》，从乡民中选任约正、约副、约士，讲解乡规民约。西湖山上有大石作怪，源命令将石凿开，果得石骷髅，大石再不作怪，于是立下石碑，上刻“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”。这时，有一民犯罪受杖刑而死，其子向朝廷诉讼，告王源筑桥、建亭等罪行。朝廷将源逮捕至京，定罪流放，潮州人争相到朝廷请求赦免。朝廷恩准并恢复王源的官职。又过了很久，源奏请退休。潮州百姓奏请挽留，朝廷不准。于是百姓为他建祠祝福。

翟溥福，字本德，东莞人。永乐二年(1404)进士，授任青阳知县。九华山有虎为患，溥福令山神消除了虎患。以后，调任新淦知县、刑部主事，晋升为员外郎，为刑部尚书魏源所器重。正统元年(1436)七月，朝廷诏令举荐廷臣为州郡太守，溥福由于魏源的荐举而升任南康知府。

南康府歉收，百姓将富家所囤粮食散发饥民，又收取大水漂流而来的官府木材，前任知府将这些人当作盗贼治罪，判处死刑者百余人。溥福接任后，查清实情，将判死刑者只施以杖刑后一律释放。南康府位于鄱阳湖畔，来往船只遇大风大浪无处停泊，溥福督工筑石堤百余丈，船只往来甚为便利。庐山白鹿书院，年久毁坏，溥福号召群众修复，聘请老师教育本府子弟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他亲自去讲课。

任职期满，赴刑部，以考核其政绩，溥福年老奏请准予辞职返乡。侍郎赵新曾巡抚江西，声称：“翟君为此郡第一位贤能守臣，不可让他离去。”溥福恳请辞官多时，才蒙允准。辞别南康之日，父老乡民争赠金帛，他都谢绝不受。民众牵船含泪送别，在湖堤边为他建生祠，又在白鹿书院之“三贤”祠内设立他的牌位，与三贤并列。所谓“三贤”，即唐朝的李渤，宋朝的周敦颐、朱熹。

李信圭，字君信，泰和人。洪熙时荐举贤良，授信圭为清河知县。该县贫瘠却为交通要地，过往官船每天川流不息，首尾相接，役使民夫动以千计。前任县令常请沭阳县以五百人相助，然这些人离家太远，衣食不便。信圭接任后请求将沭阳助役改为代清河输纳原定课税的三分之二，这样两县都感到方便。宣德三年(1428)信圭上疏道：“本县地广人稀，处于交通要冲，每天征发百姓拉船，不仅全部丁壮，连老幼都要服役，妨碍农事。前年兵部有令，公事急需舟者征派五人，不急则不征派。如今此令不行，征派无限，甚至一船要四五十人，对这些有权有势者，谁敢违抗。行船中如遇顺风，船行加快，役夫徒步追赶不上，便将民夫所带衣粮没收，使他们挨饿受冻。请求再申兵部前令，可怜这些怕官的小民。”朝廷允准。八年春，信圭又上书道：“自江淮至京师，沿运河郡县都要派出军民为过往官船拉纤，无军队的地方，则全部征派民夫，州县每年要征派二、三千人昼夜等候。而上级官员征派时不分杂、泛差役。致使田地荒芜，民无积粮，年成稍有歉收，老幼便要出去讨饭，实在可怜。请求自仪征至通州一线地方，全部免去杂徭，使百姓尽力于农业，兼供力役。”宣宗也照准。从此，除清河外，其余郡县也蒙受其利。

正统元年(1436)，因侍郎章敞的荐举，升信圭为蕲州知州，清河百姓至朝廷请求留任，于是朝廷命信圭以知州衔，专理清河事。该地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占，而清河百姓却仍纳田税达六十年之久。经信圭奏请，这些湖田归还清河百姓。该县饥民偷杀牛一头，御史判八人死刑，信圭奏请朝廷，免死六人。遇淮河水涨，淹没了许多房屋牲畜，信圭奏请赈济，并停征当年应征物品和军、匠、厨役及疏浚河道民夫。南北往来之人死于清河途中者，信圭为之安葬。十一年(1447)冬，尚书金濂荐举他为处州知府，这时他在清河已二十二年了。到处州后去世，清河百姓立祠祭奠。

张宗琏，字重器，吉水人。永乐二年(1404)进士，初为庶吉士，后授刑部主事，负责审察广东囚犯的罪状。仁宗即位，升左中允。皇帝令朝臣荐举所知贤才以备任用，礼部郎中况钟荐举宗琏。仁宗问少傅杨士奇：“别人都举荐外官，而钟举荐京官，何故？”士奇回答道：“宗琏是个贤才，臣与侍读学士王直正准备荐举，不料况钟先行一步。”帝高兴地说：“钟能知宗琏，也是个贤才。”于是提升宗琏为南京大理丞。

宣德元年(1426)，朝廷令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至各省订正军籍，宗琏被派往福建。第二年因奏事有违皇帝旨意，而贬为常州同知。朝廷遣御史李立去整理江南军籍，令宗琏随从。李立听信一些狡猾军人的话，多强制平民充实军队，宗琏多次反对，立怒，宗琏立即匍伏地下请求鞭打，愿代百姓而死，以免株连众人。宗琏原出使广东时，就十分廉洁，对人宽恕，现看到李立横暴，内心不平，激愤攻心，终于病逝。常州百姓千余人穿着白衣送葬，为他建祠于君山。

宗琏在常州为官，不带妻室儿女，病重请医时，室内连灯也没有。书童从外面要了一盂油来点灯，宗琏令他立即退还，其清贫如此。

李骥，字尚德，郯城人，洪武二十六年(1393)科举乡试中举。入国学学习三年后，授户科给事中。市场管理部门盘查商贩旅客，搜查极细极严，因骥奏请而停止。不久被告发违纪而免职。

建文时，被荐举任新乡知县。他在该县招抚流民，给他们农具，从而返乡复业者数千人。母亲去世，骥辞官归家守丧，该县官民相继四次奏请留任，朝廷未准。永乐初，守丧期满，改任东安知县。在任职期间，凡有害于百姓的事，立即请求朝廷废除。侍郎李昶等均荐举他，提升为刑部郎中。奏陈的十余事多被采纳。后因违法下狱，被贬到保安服役。

洪熙时，朝廷下诏求贤，李骥被举荐为御史，他陈奏治国利民十事，被仁宗采纳。宣德五年(1430)巡视仓场，军士高祥偷盗仓粮，骥逮高祥审问。高祥的父亲散布流言，说高祥与张贵等一同偷盗，骥因受张贵贿赂，故只治高祥之罪。刑部侍郎施礼据此论骥死罪，骥上章申辩，仁宗认为：“御史既擒盗，怎肯受贿！”命施礼与都察院再审，果知骥遭冤枉。帝斥责施礼而恢复李骥的官职。这年十一月，皇帝选择廷臣二十五人出任郡守，骥受任河南知府。他在河南政绩十分突出。该府境内多盗，骥设立火甲制：一户被盗，一甲赔偿。查获犯者，在其门上大书“盗贼之家”字样。他撰《劝教文》，宣扬教化，从此人们都改正不良行为，使境内道不拾遗。河南府境内有伊王府，伊王多次以私事托他，骥不从。王府太监及校卒虐害百姓，受到骥的制止。这些使伊王府对骥恨之入骨。冬至那天，命骥在四更时分去王府陪王行礼。骥如期到达，伊王诬他迟到，把他捆绑起来，第二天才释放。骥将此事上奏，皇帝大怒，致书谴责伊王，并令将府中承奉、长史、典仪等吏都逮捕审讯。

骥为人端正谨慎，在河南府任职六年后逝世，享年七十，士民祭吊时都失声痛哭。

李湘，字永怀，泰和人。永乐年间由国子生入都察院任职，因其才干而升为东平知州。任职期间，除平时俸禄外别无收入，平时训诫吏民如同训诫其家人一样。城东有大村坝，其水来自泰山，每逢下雨便成水灾，为害百姓，湘奏请征发民工筑堤。本州所辖五县，地多荒芜，湘督促百姓开垦，公私两利。任职期满时，将离开东平，百姓向朝廷申请留任，皇帝允准。成祖晚年多次北征，令山东地方长官督促百姓运输军饷，因道远，民夫多死亡，惟东平民夫一无所失。奸人向布政司诬告李湘搜括民财，县民一千三百余人去向巡按御史及布政司、按察司申诉，为李湘洗去冤情。有耆老七十人到朝廷告发奸人诬陷李湘的罪行。布政司将湘逮捕入京，又有耆老九十随同去京为湘申冤。通政司将此情上报朝廷，经刑部查实，恢复李湘官职，将诬告者依法治罪。

李湘在东平任职十余年，至正统初，朝廷令大臣荐举郡守，尚书胡氵荧推举李湘，于是升任他为怀庆知府。临行时，东平百姓扶老携幼依依送别数十里。怀庆军卫李东恃势虐待百姓。湘到任后，对他们随时裁判，皆服帖不敢违法乱纪。湘在怀庆三年而逝。

赵豫，字定素，安肃人。燕王朱棣起兵攻下保定后，豫以生员身分而受命催督赋税，守卫城池。永乐五年(1407)，授为泌阳县主簿，未上任又提升为兵部主事，再升为员外郎。母死守丧，期满复职，洪熙时进为郎中。

宣德五年(1430)五月，选廷臣五人出任知府，豫被派往松江府。松江卫军恣意横行，豫到任后将其最恶劣者施以杖刑，流放边疆，其余皆服服帖帖。赵豫为政重安抚，与民休息。挑选良家子弟中谨慎厚道者为吏，以礼法教育他们。他还均平徭役，节省费用，裁减吏员十分之五。巡抚周忱有什么举措，都必先与豫商议。清军御史李立到松江，专为军队利益打算，大量征发百姓入伍，甚至牵连被征发者的亲戚、同姓，稍有异议，就酷刑拷打，一时人情汹汹，申诉冤枉者多达一千一百余人。盐司稽查盐丁，同时连累到其他民户，大为民害。豫上书指出这些弊端，均下令废除，使百姓得救。朝廷还下令减轻苏州、松江两府官田的重担，豫所管辖的华亭、上海两县减去十分之二、三。

正统中，赵豫在松江九年，任期满，政绩考核合格，应迁升。松江百姓五千余人上书请求留任。巡按御史转告朝廷，朝廷增加赵豫官俸两级，命还松江知府。正统十年(1445)春，朝廷考核全国各地官吏，将政绩卓著者列为典范，豫与宁国知府袁旭都入选。皇帝赐宴及外衣。豫在松江任职十五年，始终清廉。离开松江时，老幼挽住车子，要求留下一只鞋作为纪念。把他的神位供奉于周忱祠内，共享祭祀。

松江民俗好诉讼。豫深以为患，凡来诉讼者，他以好言开导，告诉他“明日来”，于是有“松江太守明日来”的歌谣。过了一夜，起诉者忿怒渐平，或被劝阻，不再来起诉了。赵豫除政绩斐然外，还以平易近人称著。

曾泉，泰和人。永乐十八年(1420)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后改任御史。宣德初年，都御史邵王己甄别官吏，泉被贬为汜水典史，逝于任上。

正统四年(1439)，河南参政孙原员上书称“：泉行为端正，为官廉洁，勤于政务，办事敏捷，不因被降黜而有怠惰之心。他亲自督促百姓开垦荒地，收割庄稼，砍伐木材以备营造和修理房舍，发展商业，交纳汜水县所欠官课，而且官府还有储备，百姓不受侵扰。他还建造船只，备办棺椁，供应百姓日常器物。百姓婚丧无力举办者，都受到泉的资助。泉去世之日，老幼痛哭。臣到汜水时，泉已死三年，而百姓尚怀念他的恩惠，说起来都泪流满面，虽历代良吏也没能胜过他。如果全国有像曾泉这样的官吏数十人分别治理郡县，则可使朝廷恩德广布于人民。曾泉虽为前朝官吏，本朝也应下诏褒奖其德行、德政。可惜未受到重视，其官阶未得到恢复，使泉终身蒙受贬谪之名，不为当代所知，实可怜恤。请求追复泉的官爵，表彰其功绩，以教育未来的官吏。”英宗采纳这一建议。

周济，字大亨，洛阳人。永乐年间以举人身份入太学，后历任都察院官职。都御史刘观荐举他为御史，他坚决辞谢。宣德时授任江西都司断事，因父母去世而归家守丧。后任湖广都司断事。正统初年提升为御史。镇守大同的宦官骄横无惮，朝廷派周济去调查。济装扮为平民，背着薪柴进入这个宦官家中，查明一切不法事实，奏报朝廷，英宗大喜。随后又巡按四川。四川威州土官董敏、王允相互仇杀，朝廷令济督率官兵进讨。济建议“：朝廷安抚远方之人，应先抚而后征。”朝廷采纳，速传令劝告他们，使两家和解。

正统十一年(1446)，周济出任安庆知府。这年安庆府收成不好，百姓卖儿售女维持生活，乘船去他乡者接连不断。济借漕粮赈济，并禁止卖儿售女。与此同时，他又上书请求免征租税，得到朝廷的批准。他制定出婚丧礼制，禁止奢侈，迟嫁缓葬者受罚，安庆风俗为之一变。饥民聚集抢夺富家食粮，富家以强盗抢劫而告官，济下令：“百姓饥饿才抢粮，应将所抢粮食数量报告太守，太守代为偿还。”于是抢粮者解散。

周济逝于任上，百姓关门闭户停业为之恸哭。

范希正，字以贞，吴县人。宣德三年(1428)，被荐举为贤良方正，授曹县知县。有奸吏受贿，希正审判其罪，押送京师。该奸吏反以他事诬告希正，希正因此遭监禁。曹县平民八百余人到京师呈奏通政司，说希正廉洁能干，为奸吏所诬。侍郎许廓因公路经曹县，曹县父老百余人拦道痛诉朝廷夺去了他们的贤能县令。这两件事均呈报到朝廷，宣宗令释放希正并让他回曹县任职。正统十年(1445)，山东闹灾荒，只有曹县因希正预先储备粮食，故无饥患。大理寺丞张丞到山东赈灾时，闻知曹县情形，奏请朝廷升曹县为州，以希正为知州，得到朝廷同意。这时曹州百姓久欠官马，无力偿还，多逃亡。希正节省官府费用，代以偿还官马九十余匹，逃亡者都返家复业。吉水有人诬告曹州某富民杀其兄，株连甚众。希正暗中致函吉水，核查诬告者姓名，均是假冒，所谓“杀兄”之事大白。希正治曹先后二十三年，历任知县、知州，深得民心。晚年辞官归家。

段坚，字可大，兰州人。年少读书时即有圣贤之志。乡试中举，入国子监。景泰元年(1450)，上书请求召还四方监军，取缔全国各地佛道寺观，未获批准。五年(1454)中进士及第，授福山知县。他在本县刊印《小学》，在士民中讲诵，素来鄙陋的民俗为之一变，村落皆有弹琴唱歌和诵读之声。

成化初，段坚受到特别表彰，破格提升为莱州知府。仅仅一年，其教化大行。因守父母丧而离职，守丧期满，改任南阳知府。他在南阳招集州县学官，向他们讲述古人为学之道，让他们转相劝勉。创立“志学书院”，聚集优秀之士，讲解《五经》要义，及宋儒周敦颐、程颢等人的遗书。建节义祠，祭祀古今烈女。经过教化，该府诉讼渐少，赋役均平，数年全府大治。他称病辞官而去，士民哭泣一直送至境外。闻知他病逝，为他立祠，春秋祭祀。

段坚是河东薛王宣的私淑弟子，注重探求道理，身体力行，他不愿借别人对他阿谀奉承来取得自己的声誉，故能以儒家学说来整顿吏治。

陈钢，字坚远，应天人。成化元年(1465)，乡试中举，授黔阳知县。楚地民俗，守丧期间好击鼓歌舞，陈钢教他们唱古代哀歌，民俗渐度。县城位于沅、湘两江汇合之处，多次决堤，毁坏房屋。钢募人采石筑堤千余丈，防止了水患。南山崖官道数里窄狭难行，旅客多不幸坠崖身亡。钢令人拓宽道路丈余，便于来往旅客通行。钢患病，百姓争相祈祷，愿神灵以缩短他们自己的寿命以换取陈钢的益寿延年。后调任长沙通判，监修吉王府，竣工后，吉王赐他金银丝帛，他辞谢不受，只请求将吉王旧府的建筑材料用来修“岳麓书院”，吉王应允。弘治元年(1488)，母亲去世，陈钢辞官守丧。不久逝世于家乡。黔阳、长沙两地百姓均为他建祠祭祀。子陈沂，官至侍讲，见《文苑传》。

丁积，字彦诚，宁都人。成化十四年(1478)进士，授新会知县。到任后，立即拜本县陈献章为师。丁积为政以教化为本，主要是爱民。有权有势的太监梁芳，也是该县人，其弟梁长横行乡里，强迫百姓加倍偿还债款，而且向丁积告状。积将借据全部烧毁，又将梁长逮捕下狱，使得权豪们再不敢胡作非为。积提倡洪武礼制，参照《朱子家礼》，挑选耆老来教导百姓。良家子弟中游手好闲者，丁积把他们集聚在大堂两边廊下，每天读《小学》，并亲自为他们讲解，新会风俗大变。

新会百姓出钱交官府以代其力役，名为“均平钱”。后来官吏贪婪，又令甲首出钱供他们使用，名为“当月钱”。致使贫困人家卖儿卖女。丁积将这些一律取消。民间相信巫术、鬼神，丁积捣毁所有淫祠。有年大旱不雨，积在圭峰顶筑坛，自己早晚伏于坛下，连续八天，天降大雨，而积却因此病故。士民哀悼不已，有一老妇人夜间失声恸哭，有人问她为何如此，她说：“丁公一死，我生活失去了依靠。”

田铎，字振之，阳城人。成化十四年(1478)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后升员外郎、郎中。

弘治二年(1489)奉诏前往四川赈灾，在宣读诏书时，因遗漏了其中的语句，而被贬谪为蓬州知州。该州东南有江州八十二顷，为豪强侵占，铎将这些土地收来全部还给人民。他在蓬州建立大小桥二十四座，凿开三溪山以便利通行。御史行至蓬州，未见有诉讼之事，十分惊讶，其后才知该州竟无贫民，不禁叹息而去。田铎被荐至朝廷，提升为广东佥事。后调任四川参议，未赴任。因年老多病，辞官归家。

正德时，刘瑾假传圣旨，说铎在广东办理盐务，账目不清，将他逮至广东，尚未启程，刘瑾就被朝廷诛杀。有人劝铎不要去广东，铎执意不听，行至九江而逝，享年八十二岁。

唐侃，字廷直，丹徒人。正德八年(1513)乡试中举，授永丰知县。赴任不带妻室，随身只有一二童仆。日常饭菜只有蔬菜豆腐而已。长期如此，全县官民对他十分敬服。永丰习俗好诉讼，崇拜鬼神，尤好歌舞演戏，侃一律禁止。

侃晋升为武定知州。朝廷清查军籍，要在武定征兵一万二千人，侃说“：武定户口只有三万，征去一万二千，就会使半个州空旷无人。”因而极力争取少征。有人提议将境内徒骇河改道，侃认为这是劳民伤财，坚决反对。章圣皇太后安葬于承天，宦官们借“供帐”之名向所经州县搜括钱财，违则处死。州县官吏大多逃避。侃则将空棺置于衙门旁一空房内，太监逼急了，侃便把他们引到放棺材的房中，然后宣称：“你们办我死罪可以，要钱没有。”宦官们惊得目瞪口呆，只得离去。不久，升为刑部主事，不幸去世。

侃年少时，跟从丁玑学习。邻家女子夜间跑到他的住所来，侃拒绝她入室。侃父被监禁，他请求代父受罪，未准，便在监牢边铺草而卧，时达一年之久，直至其父被释为止。由此可见唐侃的品行。

汤绍恩，字汝承，安岳人。嘉靖五年(1526)进士。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调任德安知府，不久改为绍兴知府。绍恩为人宽厚，禀性俭朴，内穿粗布，外罩父亲遗留的旧袍。他到绍兴后，建立学宫，各地设立社学。当年大旱，他徒步在烈日下祈雨。不轻易施用刑罚，赈恤贫民，表彰节孝，使百姓和睦相处。

山阴、会稽、肖山三县之水汇合于三江口入海，潮汐之日，海水积沙如丘陵，每逢阴雨，河水被沙丘阻塞不能及时泄出，致使良田尽被淹没，当局不得已只有采取决塘泄洪的办法，但塘决后水干又不能防旱，遇旱只得再填决口蓄水。每年决填，苦于修筑。绍恩亲自勘查各水道，至三江口，见两山对峙，高兴地说：“山下有基石，何不在此建闸。”于是招募熟习水性的人去勘探，果有石脉横亘于两山之间，于是兴工修闸。先向水中投下铁块大石，然后将装满碎砖的笼子沉入水中，以截其流。工程进行不到一半，因潮水冲击不能继续施工，怨声四起。绍恩却毫不动摇，祈祷海神。潮水多日不来袭击，水闸得以竣工。共修堤四五十丈，建闸二十八处。其中内闸三座，分别为经氵娄、撞塘、平水，其作用是防止大闸崩溃。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，以便阻挡潮水，使闸不受冲击。在闸边石上刻出水涨水落度数，以便后人观察水势开关闸门。从此以后，三县方圆数百里内再无水患。士民为歌颂绍恩的德政，特在闸左为他立庙，每年按时奉祀。多次调任山东右布政使，直到退休归家。享年九十七岁。

徐九思，贵溪人。嘉靖年间授句容知县。初理政事，谦虚谨慎，似乎不大胜任工作。一次，有吏盗窃县印盖在空白公文纸上，九思揭发其奸诈行为，依法论罪。郡吏为此人叩头说情，九思坚决不允，于是人人敬畏。他对于孤老贫困者，加倍抚恤，而对豪猾之人管制严厉。凡来投诉者，责打不过十下。征收赋税，预先规定交纳日期，过期只令里老逮捕问罪，衙役不敢进入乡村。县东西大路七十里积尘土三尺厚，每逢雨雪，烂泥达数尺深。九思想法节省官府开支，将节余款项用来修路，方便行人旅客。朝廷多次派遣权势宦官在三茅山打醮求神，县民深受供应之苦。九思清查旧时公文，见有盐引金久存贮于府库中，便奏请用此作为求神所需经费，使百姓不再受侵扰。当年年成歉收，谷价猛涨，巡抚发放仓谷数百石，以平价出售。九思认为，“来买粮的都是富豪，虽平价贫民也无力购买”。于是将其一半按时价出售，以偿还官府，其余煮粥以赈饥民。远在山谷中的贫民，则就近向富家贷谷，官府代为偿还。因此使许许多多人免于饿死。九思曾说“：即使天子施大恩于民，哪能人人都可以减免赋役，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些做官的，在施行时能否斟酌缓急而已。”后来，因与应天府尹不合，为巡抚所弹劾，而吏部尚书熊浃知他贤能，特令他留任。

九思在句容为官九年，期满升任工部主事，又升为郎中，奉命治理张秋河道。漕运河道与盐河相近，但不相通，漕河水涨则泛滥成灾。九思提议在沙湾修建分洪渠，勾通漕河与盐河，漕河水涨则可流入盐河，排泄入海，不致淹没田地，水落也不致干涸。此项工程的完成，使该地永久受益。当时工部尚书赵文华巡视东南，路经这里，九思不出来迎接，只派一吏拿着公文去拜见，被文华骂走。时逢九思升任高州知府。文华怀怨在心，回京后与吏部尚书吴鹏合谋陷害九思，九思被迫辞官。句容百姓为他建祠于茅山。九思辞官后在家闲居二十二年，八十五岁病故。

庞嵩，字振卿，南海人。嘉靖十三年(1534)乡试中举。其后在罗浮山讲学，来往的人络绎不绝。嘉靖二十三年后的八年内，历任应天通判、治中。应天知府空缺，嵩多次代行知府事。初任代理应天知府时，正遇荒年，上司传令赈济。当时公粮已尽，他向富家借贷，赈救了六万七千余人。接着又免去多年所欠赋税，缓征徭役，不断招抚流民，返乡复业者达十万余人。留都南京百姓苦于重役，庞嵩竭力调剂，凡优免户及寄居客户、冒称官户、寄庄户、女户、神帛堂匠户都要服役，从而大大减轻百姓力役负担。江宁县葛仙、永丰二乡常遭水灾，居民外逃，只剩七户。嵩修筑堤防，得田三千六百亩，建立四所“惠民庄”，召集贫民佃耕，因此流民纷纷回乡复业。他多次平息冤狱。外戚王涌、举人赵君宠强占良人妻子，肆意杀人，嵩依法处置。

嵩早年求学于王守仁，通晓《五经》，曾招集生员聚于“新泉书院”，相互切磋学问。每年他都自带饮食行游县境。南京各府副职，很少有被举荐者，而庞嵩却将他们的政绩上报朝廷。各府官也随同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，此外，还要随同其他地方官吏进行考核，嵩认为这样不合制度，奏请停止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并立为永久制度。随后，嵩调任为南京刑部员外郎，又晋升为郎中。撰有《原刑》、《司刑》、《祥刑》、《明刑》四篇，合称《刑曹志》，受到普遍的称赞。后调任云南曲靖知府，政绩卓著。因年老辞官归乡，其实年仅五十。又与湛若水交游。他逝世后，应天、曲靖两地人民均把他的灵位供奉于名宦祠内，葛仙乡还专为他修建祠堂，定时祭祀。

张淳，字希古，桐城人。隆庆二年(1568)进士，授永康知县。永康县的一些奸诈吏民曾连续控告使朝廷先后罢黜七个县令。淳到任后，日夜审阅公文，前来投诉的有数千人，淳迅速判决，吏民大为佩服，从此诉讼之事渐少。此后，淳对于投诉皆能立时公布审判日期，使原告被告都按期到堂听审，片刻做出明确断决，毫不拖延。一件诉讼案，只须乡民裹一包饭的时间即可处理完毕，因而时人称他为“张一包”，说他断案敏捷如同包拯。

大盗卢十八剽劫官库金银，官府十余年未能侦破，御史让淳破案，淳许诺三月内捕获盗贼卢十八，并请御史一月之内下捕盗令数十次。待捕盗令下过多次后，淳笑道：“强盗早已逃走了，如何捕获。”自此，不再提捕盗一事。一个与卢十八有奸情的永康县某吏之妻，将张淳的话传给了卢十八，十八误以为平安无事了。随后，淳进一步施计将他擒获，其间只用了两个月时间。

小民之间稍有小忿小怨，即去诬告。淳查无实据，就将告状人监禁起来，因此，没人再敢诬告了。永康人贫困，女婴多被遗弃。淳多方劝诫，并拿出自己的俸禄，资助无力抚养的人家。大旱之年，出现了公开抢劫现象。淳下令，抢劫者皆处以死刑。有人抢了五斗米，淳把一个已判死刑的人处死，张榜公布说此人是抢米罪犯，众人畏服。后因其政绩卓著而被朝廷召往京师，上车离开永康时，对下属说“：某盗来了，离此地只有数里，去把他逮捕归案。”衙役按照他所指的路线追捕，果见该盗正在河边洗脚，即将他逮捕入狱。该盗服罪。永康人对此事十分惊异，认为是神灵通报。张淳解释说：“若追捕过急，该盗便逃走了。今听说我要离开永康，必又回来。这是推理判断的，并非什么神灵通报。”

张淳至京师后，升为礼部主事，又历任郎中，因病辞官。后起用为建宁知府，晋升为浙江副使。这时浙江有招募的士兵若干，抚按打算将他们遣散，他们便大肆喧闹。淳建议：“凡是骄悍者，留下来还有用，不留则后果不堪设想，不如淘汰老弱，留下壮勇。这样一来，留下的不想作乱，淘汰的不能作乱。”这一意见被采纳实施。后任陕西布政使，逝于任期。

陈幼学，字志行，常州府无锡人。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，授确山知县。幼学在确山政务以惠民为本。为此他积粟一万二千石备荒。开垦荒地八百余顷，给贫民耕牛五百余头，核实黄河退水滩地一百三十余顷，分给无地农民。村中妇女不能纺织者，授纺车八百余辆。建屋一千二百余间分给贫民居住。建官署八十间，供六曹吏役食宿。将节省下来的公费银六百余两，代贫困百姓交纳赋税。此外，还栽种桑榆等树三万八千余株，开河渠一百九十八条。

布政使刘浑成之弟刘灿成助妾杀妻，幼学将他法办。行太仆卿陈光日文家人犯法，幼学立即将其逮捕惩处。汝宁知府丘度怕因此招祸，建议抚按调他至中牟。中牟县秋收时节遇到蝗灾，幼学发动群众捕捉蝗虫达一千三百余石，消灭了虫灾。中牟县旧系土城，城墙低且多已损坏。幼学用以工代赈之法，发给饥民口粮，让他们修筑城垣，竣工后饥民还不知是服了力役。他鼓励百姓在县南荒地开垦，得肥沃田地数百顷，全数分给农民。县内有一大泽，积水占去肥沃土地二十余里，幼学督率群众疏导河流五十七道，开渠一百三十九条，将积水引入小清河，百姓大获其利。大庄许多地方常被水淹，幼学组织民众筑堤十三道，挡住流水。他还给贫民发放耕牛、种子，给贫妇纺织工具，政绩卓著。但由于他不结纳权贵，在考核政绩时，掌道御史却要贬斥他的政绩，其子不服，辩论道“：儿自中州来，都说中牟县的政绩无与伦比，今为何要排在最后？”经过力争，御史才不得不将其列为头等。

不久，幼学升为刑部主事，宦官采摘御园果实时，怒杀园夫之母，弃尸河中。幼学如实奏报，将肇事宦官依法处置。嘉兴人袁黄妄自批删《四书》、《书经集注》，名为《删正》，刊行于世。幼学予以驳正，并上疏直言不讳地列论其谬误。幼学的上疏虽被廷臣扣留，但《删正》的刻板全被烧毁。幼学曾以员外郎之职对畿辅罪犯审慎用刑，将案情不明而又值得同情的三百余人全部释放。其后晋升为郎中。

幼学调任湖州知府，一到任便捕杀豪强恶奴。士人之子施敏、某富豪家奴杨升，横行郡中。幼学将施敏下狱，施敏买通权贵，嘱咐巡抚亲自审理，幼学不允，即刻将施敏用棍杖击毙。施敏供词中株连到故尚书潘季驯之子潘廷圭，幼学将此案情告诉御史，上章弹劾，将廷圭逮捕入狱。其他奸豪论罪处死者数十人。唯独杨升畏罪潜逃。幼学想到，若自己离开湖州，杨升必再来逞凶，终于将他逮捕处死。从此一郡太平。湖州阴雨连月，禾苗尽死，幼学施行救荒措施，被赈饥民达三十四万余人。御史准备向朝廷举荐他，收集其政绩，推官阎世科列举了三十六事，上报朝廷。朝廷下诏加官为按察副使，仍管湖州政事。

以后，幼学以副使职总督九江兵备，这时他已七十高龄，其母尚在，故请求辞官归家奉养母亲。母亲去世后他不肯出来任职。天启三年(1623)，朝廷起用他为光禄少卿，又改为太常少卿，他都未赴任。四年逝世，享年八十四岁。中牟县、湖州均建祠纪念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