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话版《明史》列传·卷六十七 原文
章懋,字德懋,浙江兰溪人。成化二年(1466),会试第一名,考中进士,改任庶吉士。第二年冬,授编修职。
明宪宗将在元宵节的晚上张灯结彩,命令词臣撰写诗词进献。章懋与编修黄仲昭、检讨庄日永上疏劝谏道:“臣等刚奉谕撰写鳌山烟火诗词,臣等私下议论,这必定不是陛下的本意,或许因为两宫太后在上,想极尽孝心,讨其欢心罢了。然而竭心尽孝在乎养志,不可仅仅用摆样子的玩赏就认为是尽孝。现在川东尚未安定,辽东有很多令人忧患的事,江西、湖广由于旱灾数千里地不长庄稼,人民被饥饿所困,急待救济,这正是陛下日夜忧心操劳、两宫母后共同为天下担扰的时期。至于翰林官是以议论思考为职,粗俗之言怎么适合进献给君王。我读宣宗皇帝御制的《翰林箴》中说‘:竭诚忠告之言,唯有义与仁,尧、舜之道显现在邹鲁之邦。’张灯岂为尧、舜之道,诗词岂为仁义之言。如果说烟火小事不足对至高无上的德行有影响,那么舜何必不制造漆器、禹何必不嗜饮美酒、汉文帝何不建造高台呢?古代帝王谨小慎微必定注重细小方面,正是因为欲望不能放纵,不好的事端不能任其发展,恳请将烟火停止,将注意力转移到时事政务上,节省此项钱财用来救济饥民抚恤贫困,那么不祥的灾气就可以消失,就能得到太平。”皇帝以元宵晚上张灯是祖宗留下的老习惯,讨厌章懋等胡言乱语,在宫门外对懋等人处以杖刑,并予降职处分。修撰罗伦以前因为进言而被贬退,当时称为“翰林四谏”。
章懋已经贬为临武知县,还未成行,由于给事中毛弘等人的帮助,改任南京大理左评事。过了三年,升福建佥事。平定泰宁、沙县、尤溪县的叛乱,允许福安人民采矿以杜绝作乱之源,建议与海外互通贸易,使商人和人民都得到好处,政绩十分显著,任满后进京,只有四十一岁,极力要求辞官返乡,吏部尚书尹..执意挽留他,他仍然坚辞官职。返回故乡后,从不进入官府,侍奉双亲之闲暇,专门用于读书讲学,弟子学生日渐长进。家贫没有摆设酒食的器具,只有小米蔬菜而已。四方的学者大夫崇尚他的风操,称之为枫山先生,在家闲居二十余年,朝廷内外很多官员向上推荐,屡次发来檄文起用他,他都以双亲年老坚持不去赴任。
弘治年间,明孝宗任用有道德有才能的人,众人建议两京国学应当任用名儒,起用谢铎任职北监,赶上南监正缺祭酒,就以章懋补任,恰好遇到章懋父亲去世而未去就职。这时南监缺司业已有二十余年,皇帝下诏仅任罗钦顺,而空着职位以待章懋。十六年(1503),章懋三年服满,他又再三推辞,朝廷不答应,他才到任。六馆士人都自认为得到了好老师。监生尤木越母亲病重,按例是不能回去探视,只有日夜暗自流泪,章懋知道后就要他回去看望母亲,并且说:“我宁愿因违背制度而判罪。”
明武宗即位,章懋陈述勤于圣贤之学,注重接续前代迄今的可述之事,恭敬地举行大婚之礼,重视诏书诰令的权威,尊重上天的禁戒五件事。正德元年(1506),他请求退休,接连五次上疏请求,皇帝都不批准。他又以身体有病恳求辞官,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朝廷才接受他辞官的请求。五年,起用任为南京太常卿,第二年又被起用任为南京礼部右侍郎,他都极力推辞不去任职。有人屡次向朝廷陈述章懋的品德和威望,请求朝廷对他多加礼遇,下诏命有关部门每年按时慰问章懋。明世宗即位,在家进职为南京礼部尚书,后退休。这年冬天,朝廷派使者慰问他,而章懋已去世,享年八十六岁。追赠太子少保,谥号文懿。
章懋治学恪守古代儒者的警训。有人劝他写文章,他说:“此雕虫小技,我没有空闲。”有人劝他撰述经义,他说:“古代儒者已经说尽了,我只能做些删繁就简的工作,”居官五十余年,仅经过三次考核,难于进升而易于退位,人们都很看重他。
章懋生了三个儿子,多次要他儿子务农,县令经过农田时,几个儿子放下手中的农具跪迎县令,人们都不知道是贵家子弟。有个儿子到南监探望章懋,徒步前往,在路上被巡检所殴打,事后巡检得知打了章懋的儿子很害怕,而上章懋处请罪,章懋安慰他,并送他回来。章懋晚年时,三个儿子及一个孙子都死了,章懋八十二岁生最小的儿子章接,后来荫封为国子监生。
邹智,字汝愚,合州人。十二岁能写文章。家境贫穷,他利用烧树枝树叶发出的火光,夜以继日地读书三年。成化二十二年(1486),乡试中获第一名。
当时明宪宗愈加懒理朝政,而万安、刘吉、尹直位居内阁权力机构,邹智十分愤恨。途经三原时,求见辞官返乡的尚书王恕,感慨地说:“要想治理好天下,在于任用君子斥退小人。当今小人在位,祸害天下,而您却被屏弃乡村。我此行并不是为了科举功名,是想上书天子,请皇帝辨别贤臣与奸佞,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。”王恕认为他说的话不寻常,笑笑没有应声。第二年邹智考中进士,任庶吉士,邹智于是上疏道“:陛下对于辅臣,每当遇到政事必定同他们商议,并对他们施以隆重的礼遇和特殊的恩惠,也可以说很信任了。然而遇到升降一个人的职位,或是处理一件事,往往直接由宫廷发出诏谕,使一二个小人暗中掌握其权柄,这实际上是对辅臣既任用他而又怀疑他。陛下难道不想推诚布公地待人吗?由于这些辅臣升官之初,大多出自权贵的人推荐,在先就有人使陛下憎恶,看不起的地方,每当与他们商议政事,他们又是唯唯诺诺,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,好像什么都不敢承担,反而不如一二个平常的官吏顶用。这就是陛下对辅臣持怀疑态度的原因,我认为陛下这种态度是错误的。以前宋仁宗了解到夏竦心怀奸诈就罢免了他,知道吕夷简能改正错误就宽容了他,知道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可以任用就越级提拔他们,因此就能北面抵御住契丹,西边臣服元昊,从未听说既任用又怀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的。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谁是夏竦类的人,谁是吕夷简类的人,对他们或罢免,或宽容,考察谁是像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类人,由此提拔他,同他讨论治理国家的方法,不让小人参入,那么就能昭示上天的圣明。
“臣又听说国家的事情只有辅臣能够商议,只有谏官才能发表评论,谏官官职虽然卑微,但起的作用与辅臣相同。现在的谏官以身材魁梧为美,以对答敏捷为贤,以案卷刑狱为职业,不怕天象变化、不抚恤人民的困穷,有人用忠诚道义来激励他,他则说:‘我并非不想说,而话一出口祸就降临,那时谁又听我的?’呜呼,既不能极言进谏,忠于职守,而且又将过失归咎皇帝,有良心的人会如此吗?臣希望罢免那些多余闲散的官员,多方寻求有风骨气节的臣子。使他们在朝廷检举弹劾官吏不法行为,入内阁参加政事议论,对这些臣子,或者直接请他发表意见,或者轮流发表意见,或者不时召来讨论某事,陛下严肃接待他们,用温和的言语开导他们,使他们竭诚奉献自己的才智,这样就能使圣人听到各种意见择善而从。
“臣又听说西汉的汲黯在朝廷做官时,淮南王不敢谋变,君子所起的作用对国家是很大的。以陛下的聪明才智,难道不知道君子可以任用,而故意委屈压抑人才吗?这是由于小人巧妙地进谗言离间中伤所致。现在具有大德的如王恕,忠诚耿直的如强珍,耿直、严正的如章懋、林俊、张吉,他们都是现今众人所仰望的人才,不应该贬斥禁锢,有负于上天创造人才的本意。陛下诚心召来这几个人才,设置在关键部门任职,使他们各尽其平生智慧,那么就天人协调合一。
“臣又听说高皇帝(明太祖)规定守宫门的太监、宦官,只能充任打扫清洁之类的工作,不能参入政事。近来旧有的规章日益被毁坏,歪门邪道大开,君王的大权尽被这些宦官所把持,朝廷内倚之为宰相,外倚之为将领,藩王依靠他们为镇抚,乐官、卑微的工匠依靠他们制造过度奇巧的东西,喇嘛教教主、佛教徒依靠他们随意进出皇宫,这些难道是高皇帝所允许的吗?希望陛下以宰相为手足,以谏官为耳目,用正人君子做心腹,深思熟虑,制定国家长久之计,那么朝纲就匡正了。
“然而这最根本的则在于陛下对道理的理解如何,我听说侍臣进讲没有做反复的论辩,陛下听讲亦无从容接受臣下意思的雅量。像这样而想明白事理,处理朝政,臣是不相信的。希望陛下想到道理难以穷尽,珍惜时光易逝,考察经书史书,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行为,终年不间断,那么儒家的学说得到昌明,而且万事都治理得好,岂只上列四件事得到妥善处理呢?”疏送呈皇帝,皇帝不给答复。
邹智生性大方豪气自负,当时御史汤鼐、中书舍人吉人、进士李文祥也都意见相投,邹智同他们关系都不错。他们在一起品评朝臣,议论人物。不久,明孝宗即位,对以往的弊政多有改革。邹智很高兴,认为自己的计划能够实行,趁着因星象异变,朝廷广开言路的机会,又上书说“:圣明的诏书上说‘天下的利弊应当兴革,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列为条目向上陈述’。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已知道前几天登基诏书被奸臣所歪曲,禁止谏议之官不要利用传闻夹杂私心来谈论政事,诏书发出后,舆论沸腾,所以又下这条诏令自行调解。不说‘朕自身有过失,朝政有缺点’,而说‘利弊应当兴革’;不说‘允许大家直言不讳’而说‘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列为条目向上陈述’。陛下所用来征求意见的范围太不广泛。现在想振兴天下之利,革除天下的弊病,首先应该寻求造成这些利弊的根源,再来决定是振兴或是革除,不应该列举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,以为这就是利弊所在。
“根据在哪里?就在内阁大臣身上。少师万安恃位取宠,少保刘吉对上欺骗对下附和,太子少保尹直心怀奸诈,都是些世上的小人。陛下留用他们,那么君王的德行必不完善,朝政必定整治不好,此弊病是应当革除的。退休尚书王恕忠诚聪慧,可以担当重任,尚书王..刚强果断,可以止息大奸之谋,都御史彭韶端平正直,可以决断大政方针,他们是世间的君子,陛下任用他们,那么君王的恩惠能畅通无阻地施泽到人民中间,朝政就能清明严正,这就是应当振兴之利。
“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被任用,小人之所以不被罢免,大抵是由于宦官掌握权柄过重而已。汉元帝曾任用萧望之、周堪,最终被弘恭、石显所控制。宋孝宗曾任用刘俊卿、刘珙,最后被陈源、甘升所离间。唐代的李林甫、牛仙客与高力士相互勾结,而造成唐代朝政混乱,贾似道、丁大全与董宋臣内外勾结,而宋王朝委靡不振。君子小人的任用或罢免的机遇,未尝不是和这类宦官的盛衰紧密相连。希望陛下以历史为鉴,谨慎地把握未来,总揽皇权,采取果断措施,以高皇帝的成法来对待宦官,那么君子就可以任用,小人就会被罢免,这样天下的政令就会归一了。
“以陛下的聪明盖世,岂有不知道对宦官不能够委任信用,然而难免误用,大概是没有讲习端正本心的学问。本心发源于天理,就耳聪目明,言行合乎法度,怎会被宦官所迷惑?万事发源于人欲,那么自身即无主张,万事失去纲常,宦官就趁势寻找到时机,蒙蔽陛下。陛下虽然有神明而威武的天份,也将日..月削渐渐地失去本来的圣明,而想任用君子,罢免小人,振兴天下之利,革除天下的弊病,岂能实现?”皇帝看完疏,点头表示赞赏。过了不久,万安、尹直相继被罢免。而刘吉仍居旧职,他对邹智恨之入骨。
汤鼐经常在朝廷值班,邹智告诉汤鼐说“:先世兴盛,御史值班,得当面向皇帝陈述朝政的得失情况,皇帝即刻决定是采用或是禁止。到后来只有等到退朝后用疏来陈述,这样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交流,你有幸遇到朝廷革新的时候,何不效仿先朝事例行事。”等到王恕接诏到了京城,邹智前去拜见王恕说:“后世做臣子的没有机会见到天子,因此处理政事大都马虎草率,希望您暂且不接受官职,先请求朝见皇帝,将时政治理不善的一些情况一一向皇帝陈述,极力要求革除,然后再接受官职,这样就可能于政事有所益。如果先接受官职,就再没有见天子的日子了。”汤鼐与王恕也未能采用他的建议。
时逢审理刘概的案子,刘吉指使同党魏璋把邹智名字牵涉进去,邹智被捕关进诏狱,颈、手、足上都套上刑具,仅能呼吸,邹智在接受审问时,慷慨地回答:“我见御前讲席在寒暑间停止讲习,午朝以皮毛小事敷衍塞责,朝政纲纪毁坏,风俗轻浮,人民生活困苦,边境防备空虚,我暗自为此担忧,与汤鼐等来往时议论这些情况是有的,其他什么就不知道了。”议罪的官员承奉刘吉的意图,最终将邹智贬到广东石城所任吏目。
邹智到了广东,总督秦..用檄文召他撰写有关著作,这才住在省会城市。他听说陈献章在新会讲学,前去拜师学习,由此学问更加精深。弘治四年(1491)十月得病突然去世,年仅二十六岁。同科生员吴廷举任顺德知县,为邹智备置棺材,送回家乡安葬。天启初年,追赠忠介谥号。
舒芬,字国裳,江西进贤人。十二岁时,作《驯雁赋》献给知府祝瀚,于是名声逐渐传开。正德十二年(1517),考中进士第一名,授修撰职。
当时明武宗多次便服出行,打猎游玩毫无节制。第二年,孝贞皇后死去刚过一个月,武宗就想去宣府巡幸,假借要去皇陵视察,撤去沿路的卫兵。舒芬上言劝道:“陛下在三年之内理应深居不出,即使已经服满三年,行为仍然应该庄重,表情应该悲伤。况且自古以来天子皇帝为天下的至尊,又不是东奔西窜的逃难,从未有不注重侍卫保护的。另外显示皇帝等级威严的莫过于随行仪仗,以天子之尊降同一般老百姓,舍弃皇袍车仗,而穿着猥琐的衣服,乘坐瘦马车,这有悖于辨别上下尊卑,确定礼仪的原则。”武宗不接受。
孝贞皇后的陵墓竣工,迎接孝贞皇后的神主(灵位)纎享到太庙,从长安门迎入。舒芬又说“:孝贞皇后婚配宪宗从未听说做过什么违反礼仪道德的事,祖宗的制度,安葬完毕,迎接其神主,必须从正门走,考虑到孝贞皇后的神主随陛下车驾由旁边进来,以后史官写为‘六月四日,皇帝车驾从皇陵,迎回孝贞纯皇后的神主进入长安门’,将使人们对孝贞皇后有不得善终的怀疑,这如何向天下后世的人们做解释?昨天纎太庙的傍晚,刮狂风、响炸雷、下暴雨,这是圣明的列祖列宗以及孝贞皇帝在显灵,警告陛下的。陛下应当立即下诏书,向朝廷内外表示悔改。”明武宗不予答复。舒芬于是请求辞官回乡,武宗不批准,又过了一年的三月,武宗计划南巡。这时宁王朱宸濠早就图谋不轨,与武宗左右的宠臣相勾结,人心惶恐不安。言官伏在宫门下谏止南巡,违背了武宗的旨意而受到责备。舒芬对此很担忧,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、礼部主事万潮、庶吉士汪应轸邀各官署接连上奏章劝谏武宗南巡,大家都答应上奏章。舒芬于是与编修崔桐,庶吉士江晖、王廷陈、马汝骥、曹嘉以及汪应轸一块上疏说“:古代帝王之所以都出巡,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法令和度量标准。寻访前朝故臣,访贫问苦,惩恶扬善,按功行赏,因此诸侯敬畏,百姓安居乐业。如果陛下的巡行不过同秦始皇、汉武帝放纵地寻欢作乐相同,那就达不到巡行的目的。博浪、柏谷的祸患也可作为借鉴。不久前陛下第二次巡行西北,军容不整,士、农、工、商叫苦不迭,人民哀伤悲痛的声音,上达苍天,传播四方,人心震动。因此一听到南巡诏书,都被吓得如鸟兽般地四处逃散。而有关部门以迎驾为名,紧急地征集人力和物力。江、淮之间骚动不安,万一有为非作歹之徒乘势煽动叛乱,就会酿成大祸。尚且陛下自命为‘镇国公’,如果来到亲王封地,有的以待功臣之礼对待陛下,你是北面下拜呢?还是南面受拜呢?假如就其名而求其实,深究荒谬的根子,那么陛下的左右的宠臣该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有令人痛哭而不忍心说的:宗室藩王蓄有刘濞谋反的念头,大臣身怀冯道首鼠两端之心,鄙视官禄,视朝廷办事机构为交易场所,把陛下当作棋子,以明成祖夺取建文帝位为效法的成例。只是陛下左右的宠臣近幸目光短浅,不可能告诉陛下这些,使陛下得知这些情况,即使在宫门之外,也应该左右警戒而出,又怎敢轻骑漫游呢?”
疏送上去了,陆完迎着对舒芬说:“皇帝听说有人劝谏总是发怒。要进谏者自杀,诸位算了吧,不要把过失归在君王身上,博取正直的名声。”舒芬等不理他走出来,不一会儿,夏良胜、万潮来探望舒芬,得知陆完说的话,都扼腕痛恨。舒芬于是邀来博士陈九川,给陈九川斟酒说“:匹夫不可以夺志,你们难道就这样算了吗?”第二天就同各官署一起接连上疏。皇帝大怒,命令上疏的大臣跪在皇宫门外五天,五天后又每人罚杖责三十,舒芬棒伤很重,几乎死去,抬到翰林院中。主管翰林院的害怕连累自己,命令将舒芬丢出去,舒芬说:“我在此处做官,就死在这里。”竟然被贬为福建市舶提举副使,他带着包扎的伤口起程赴任。
明世宗即位,召还旧职。嘉靖三年(1524)春,昭圣太后寿辰,皇帝下诏免诸位命妇朝贺。舒芬说“:先前兴国太后生日,官宦夫人朝贺一如礼仪,现在皇太后生日,忽然免去此项礼仪,恐怕轻重不当,请求收回成命,以表示对皇上的孝心。”世宗发怒,削去舒芬三个月俸禄。这时世宗要尊崇自己的的亲生父母。舒芬与同僚一起接连上奏章极力进谏。等到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一下子提升为学士,舒芬和修撰杨维聪、编修王思羞与张璁等同伍,上疏请求辞职。没多久,又与修撰杨慎等伏在左顺门哭着劝谏世宗,世宗发怒,将他们下诏狱,并施以杖刑,又同上一次一样削去三个月俸禄。不久舒芬因母亲去世而回家,后来死在家里,终年四十四岁。世称“忠孝状元”。
舒芬身材挺拔,神采飞扬,气节高尚,端坐整日而无倦容,晚上则检查自己有否过失,有就进行自我批评。将倡导传统学术为己任。舒芬的学问贯通诸经,并且通晓天文律令和历法,尤其精通《周礼》。他曾说“: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的关系,就像三国的蜀和东吴、曹魏一样。贾氏说《仪礼》为本,《周礼》为末,这样说是荒谬的。朱子不加订正,为什么呢?”舒芬病危时,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,他仅只提及未来得及弘扬《周礼》为自己终生的遗憾。有学问的人称舒芬为“梓溪先生”。万历年间,追赠谥号“文节”。先前修撰罗伦由于进谏被贬任福建提举,过了六十年而舒芬步其后尘。舒芬与罗伦是同经秀同官职,所贬任的地方和贬任的官职又相同,福建士大夫在祀祭舒芬时,将罗伦一起祀祭。